风吹波罗的海第五章：立陶宛的犹太人在线免费阅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陶宛的犹太人社区几乎被全部毁灭。然而，在此之前，犹太人在立陶宛的历史悠久而丰富，可以追溯到14世纪格季米纳斯大公邀请商人和工匠来定居的时期。在15世纪初，格季米纳斯的孙子维陶塔斯授予犹太人各种特权，包括宗教自由，并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因此，在维陶塔斯的统治期间，立陶宛的犹太人数量增加到了6000人。随着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西欧各地对犹太人的持续迫害，到了16世纪，波兰-立陶宛成为欧洲犹太人文化生活的新中心。立陶宛的犹太人被称为“利维克（Litvaks），最初集中在扎姆图地区（包括维尔纽斯及其北部和西部地区），后来在该大公国的西部建立了多个犹太社区。
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犹太人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甚至由色姆（Sejm，相当于后来的议会）决定犹太人的人头税征收级别。色姆是显贵们的集会。尽管一小部分富有的犹太人（他们甚至可以拥有不动产和农奴）受到立陶宛贵族的支持，得到了一些好处，但大多数犹太人的生活仍然艰难，他们依靠小商业和被王室保留给犹太人的特定职业为生。在中世纪欧洲，由于天主教会禁止基督教徒从事放贷生利的活动，犹太人成为提供银行服务的唯一群体，尤其是为欧洲的王室提供这种服务。尽管这使得很多犹太人在为他们规定的居住区内感到相对安全和受到保护，但在1648年，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Bogdan Khmelnitskii）率领哥萨克（Cossack）武装发动反波兰起义时，犹太社区仍然受到了严重冲击。在这场起义中，犹太人的社区成为起义者破坏的对象，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到杀害、致残或遭到奸淫。
尽管经历了前一世纪的大屠杀，到1765年，至少有12万犹太人居住在立陶宛族地区，在整个波兰-立陶宛联邦内犹太人数量达到了近75万。在较大的城市中，犹太人构成了约20%至30%的居民，在某些较小的城镇中甚至超过70%。这个时期，维尔纽斯成为了立陶宛犹太人最重要的中心。
然而，到了18世纪末，几乎所有的立陶宛人都已屈从于俄国，而在俄国统治下，犹太人的法律和社会经济地位恶化。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界，包括立陶宛在内，成为了建立“犹太人的栅栏区制度的一部分。居住在栅栏区内的犹太人被禁止在俄罗斯内陆定居，而在19世纪上半叶，对犹太人生活的各种限制都在加强。
作为18世纪瓜分波兰的结果，俄罗斯帝国兼并了立陶宛。当被兼并时，立陶宛人可以声称他们曾长期享有独立的地位。作为欧洲心脏一个巨大王国的统治者，他们的历史记忆是伟大的。而在落入俄国人治下的波罗的海其他地区，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库尔兰，决没有这样一种民族独立的记忆。在这些地区，一直隶属于波罗的海地区的上层阶级德意志人支配着经济和社会生活。
在立窝尼亚联盟（Livonian Confederation）境内，受邀来到这里定居的德意志贵族加入了在13世纪获得土地后成为新贵族的德意志骑士的队伍。这些骑士在领土控制权的问题上继续与主教们发生冲突。最初分配新获得的土地的规则是13归立窝尼亚骑士团，23归教会（以里加大主教为首，他支配着自己的附庸组成和军队）。然而，这一规则逐渐废弛，因而越来越多的土地落入骑士团手中。然而，教会仍控制着立窝尼亚人生活的许多公共机构，包括堂区、宗教集会、神职人员和礼拜场所。直到1330年，经过长期的斗争，里加主教才承认了骑士，商人构成了精英统治阶层的其余部分，他们通常也是德意志人。
随着对立窝尼亚的征服，汉萨（Hansa:“众多）商人涌入波罗的海地区。在12世纪中，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组成了汉萨同盟。当这个同盟在200年后达到顶峰时，它在整个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100多个城镇和边远居民点之间培育起商业联系。这些城镇包括里加，它是该地区最早和最大的商业中心，还有塔林（Tallinn，德语称雷瓦尔[Reval]）、塔尔图（Tartu，德语称德尔帕特[Dorpat]）、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今天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和俄国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
作为自治的政治体，汉萨的城市国家的运转独立于周边各个公国和王国，在3个多世纪中相互间和平相处。汉萨同盟开始时是一个德意志商人的组织，并一直保持这一特点。非德意志的商人在波罗的海地区面临着各种严厉的限制。因此，德意志人不仅支配着波罗的海地区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也控制着该地区的经济。这是一个向西欧供应谷物、蜡、毛皮、亚麻和木材的地区。其输出品包括呢布、金属制品、武器、食盐和各种奢侈品。由于在东西欧贸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东波罗的海地区被整合进欧洲的经济生活中，其农产品和自然资源贸易依赖于西欧的需求。
虽然在波罗的海诸城市，特别是在里加，大量居民都是德意志殖民者，但这些城市也是吸引负债（因而出逃）的农民的目的地，而这些逃亡者大都不会与他们的德意志大领主引人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绝缘。确实，逃往城市的非德意志人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主们特别关注的一种资源，因为农民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而到16世纪时这种经济制度大半是基于农奴制而建立起来的。
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地主期望农民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耕种土地。然而，地主中也有非德意志人。紧随着征服而来的是被征服的波罗的海渚部落的首领成了德意志精英的封臣（并由此渐渐德意志化），并以服军役为条件得到一小部分土地。某些波罗的海地区的农民也有少量土地，但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他们在大庄园的土地上承租或持有小片农田，但必须为庄园服劳役（以货币或农产品的形式）向庄园交纳租金。然而，到15世纪时日益增加的租税沉重地压在这些小农场身上，导致它们被周边的地产所吞没。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其结果就是债务的积累和世袭的农奴身份；其余的农民则移居城市，成为工匠和手艺人。
德意志的地主们生活在与土著的农村共同体分开的庄园里。结果是土著的波罗的海人生活在一个远离说德语的精英的世界中，说他们自己的语言，日益以体力劳动的形式向他们自己的地主交租。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直到19世纪初这种情况依然如故，而这时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大部分省份中，农奴制已经被取缔。在立陶宛，精英阶层大部分是波兰人（也有18世纪被瓜分后前来的俄国人），但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本质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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